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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國是一個傳統的禮儀之邦，但現在，這個具有5000年歷史的誠信大國，卻至今找不到構建社會誠信體系的支點。過去經常被我們稱為“爾虞我詐、利欲熏心”的西方世界，現在看來，卻要遠比我們這個禮儀之邦更有誠信。

　　當我們謹慎地引入市場經濟機制時，看到的除了市場的活力，還有假冒產品、虛假廣告、坑蒙拐騙、騙稅逃稅、偽造假賬、惡意拖欠等現象的泛濫。不講誠信、欺騙欺詐已成為人人痛恨的一大公害，也成為嚴重制約中國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大障礙。

　　在我們生活中，從小學生雇“工”代父母參加家長會，到大學生公開雇人撰寫畢業論文，到學者剽竊他人學術成果而不臉紅，到各類學校巧立名目收取費用，此類現象竟然無遮無掩，大行其道。我們真的應該擔心，中國的傳統“禮儀”在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否仍然能有活力。

　　很多人把這些不講誠信的社會現象，都歸結為西方資產階級特有的、唯利是圖的市場本性在侵蝕我們的肌體。可是，早在中國引入市場經濟之前，西方學者就已經對中國的“誠信”倫理產生懷疑，作出了中國“誠信不良”的評價。比如，馬克斯·韋伯在其1915年出版的《儒教與道德》一書中寫道：“正如人們一再斷言的那樣，中國人在世界上是罕見的不誠實，與同樣經歷過封建社會的日本相比，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講誠信，中國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講誠信。一個商品的‘定價’，即使對中國自己人而言，也顯然是虛假的。中國人彼此之間典型的不信任，為所有的觀察家所證實。”

　　當前中國社會的誠信缺失的根本原因，要從影響了中國人幾千年的儒家倫理中去尋找。簡單地把它歸罪于市場經濟，歸罪于個人的逐利本性，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主觀臆斷。有人還提出要把中國的傳統誠信體系移植到市場經濟之中，構建起儒家禮儀與市場行為相結合的社會信用體系，更是一廂情愿。

　　儒家的“誠信”倫理思想以家庭和個人為中心，強調血緣共同體，強調由這種血緣關系組成的一種親疏遠近的人際關系秩序。在這種關系中，人們只對自己的親朋好友講誠信，對所謂的“外人”則要有所保留。這種關系對我們今天生活的影響，同樣是深刻的。比如，中國的家長從小就對自己的孩子說，“陌生人給的東西千萬不能吃”，言外之意是，陌生之人，不可信也！

　　儒家的“禮”是要確立“君、臣、父、子”的差序格局，所謂“愛有等差”，就是在不同的等級中，愛的標準也是不一樣的。在這樣一個等級森嚴的、封閉的熟人社會中，誠信沒有平等和公平的含義。

　　西方當然也有欺詐，但從本質上來說，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誠信是建立在契約基礎上的生活準則，它是對承諾和協議的遵守和兌現。西方社會形成的基礎是人與人之間的契約與合作，誠信的對象是整個社會上所有互不認識的陌生人，而不僅僅是熟人。

　　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，這兩種不同的道德誠信演變出不同的社會形態。西方人的誠信理念是每一個人對任何其他人都有基本的社會責任，實現社會責任的手段是社會契約，它從規定陌生人之間的行為準則，演變為維系市場經濟的首要條件。

　　對中國傳統誠信來說，五倫之外的一般社會成員之間應遵循何種倫理準則，幾乎是一個空白。盡管我們也從文化上對傳統禮儀進行再造，但取而代之的是階級標準和政治標準，“愛有級差”的道德標準最終演化為現代版的誠信等級。

　　其實，市場本起源于西方，它的一套運作方式，包括在市場經濟下建立誠信，都受西方文化的影響。中國的儒家文化本來就不是最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土壤，現在要把儒家傳統的誠信體系移植到市場經濟中來，當然會面臨很多重建的問題了。因此，在當前的中國社會重建誠信，關鍵是要破除儒家傳統誠信倫理中的等級觀念。現在中國社會的一個問題，就是一部分人或者覺得另一部分人不可信，或者覺得他們太講誠信了因而可輕易欺騙之。誠信應該是所有人之間的誠信，而不只限于某個群體或階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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